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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案论证路径 个案论证路径的目标不是利用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对信用惩戒的关联问题进行全面深入探究，也不是建立一个对广泛存在的信用惩戒可以普遍适用的禁止不当联结原则分析框架，其基本是应用该原则的既有教义(18)，以个别例证的方法，说明信用惩戒不当联结现象之存在。

此外，还有一些行政规章也作出了类似规定，如《规范农业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办法》第5条规定：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应当符合法律目的，排除不相关因素的干扰，所采取的措施和手段应当必要、适当。(11)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学界对比例原则的内涵及其表现形式理解上存在差异而引发的。

(18)参见汪燕：《行政合理性原则与失当行政行为》，载《法学评论》2014年第5期，第60页。⑨参见陈新民：《中国行政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在吴振亚诉兰州市城市交通运输管理处罚上诉案中，法院认为：行政处罚明显违背‘过罚相当原则，使行政处罚结果与违法程度不相适应，应当认定属于行政处罚显失公正……该行政处罚的结果与违法行为的社会危害程度之间明显不适当，其行政处罚20 000元缺乏适当合理性和违反比例原则，属于行政处罚明显不当，依法应当予以变更。⑦甘肃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甘行终511号行政判决书。以德国及我国台湾地区为代表的大陆法系法域，明确将经济能力作为裁罚因素。

(52)参见江必新、邵长茂：《新行政诉讼法修改条文理解与适用》，中国法制出版社2015年版，第265页。(60)参见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2017)鄂28行终189号行政判决书。通信权既有其人权法律保护的安定性，也有其时代进步的变动性，二者共同构成了通信权的历史与概念内涵。

若是跳出时代限定，通信权在一般意义上表达的是人无限延伸的人格权，对应的不是个体人格，而是跨越性人格，而不断发展的通信媒介技术促使形成了通信权的不同历史类型。现代哲学的重要突破在于认识到在纯粹的物理世界与纯粹主观精神世界之间，存在着以客观知识或符号为载体的第三世界。在其蜚声世界的《法哲学》中，拉氏概括了三种价值及其对应的三种人格类型。1993年美国开始建设信息高速公路项目，将互联网发展的最新成果应用于民用通信领域。

但是，从经济理性角度观察，网络平台与互联网企业的主要目的是追求商业利益。每个价值对应不同的人格，个体人格对应个体价值，超个体人格对应集体价值，而跨越性人格对应的是劳作与作品价值。

一类是罗列通信的不同类型，却没有指出通信媒介的一般性和开放性。[23][美]查尔斯·蒂利：《信任与统治》，胡位钧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19页。目前来看，这一以通信权为核心的法律体系在于：在宪法的顶层架构之下，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为基本法律，其他公法、私法、社会法等法律部门中关于通信权保障的相关法律、法规或条款为主要内容，共同构成了通信权保障的法律体系。进入专题： 通信权 跨越性人格 国家义务 社会责任 。

严格来说，《数据安全法》并没有规定公民的数据权益，更多的是国家的安全义务以及企业的社会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商谈哲学进一步发展了拉德布鲁赫以及文化哲学的跨人格理论，用主体间的交往行动理论重塑了跨人格理论[16]。2010年后，网络成为生活空间的一部分，相关立法规定进入丰富化阶段。我国宪法中人权的含义不仅具有宪法条款的形式表现，而且具有规范意义，形式意义表现为内部统摄与外部相互构成的宪法条款，规范意义表现为国家伦理的拟人化塑造[27]。

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中明确了对通信权的保护，1966年通过、1976年生效的《政治权利与公民权利公约》对通信权作出了进一步的阐释。网络平台技术的发展为这些不同形式的媒介权加以赋能，如今转化为数据权、信息权、算法规范等。

在个体人格与国家人格的二元论中，宪法权利理论构建起了经典的防御—介入模式。此外，《民法典》第1037条规定了个人信息主体对个人信息享有查阅权、复制权、异议权、更正权与删除权等几项权利。

语言、神话、宗教、艺术、科学、历史等都是劳作产生的作品，是人性之圆的组成部分和各个扇面，都属于不同的符号形式[14]，被一个共同的纽带联系在一起。通信权最早的立法例出现在美国，1791年美国宪法修正案第4条明确将通信秘密作为一项宪法上的基本权利予以保护[4]。网络平台通过代码组织社会公众，代码作为连接物理空间与网络空间的媒介，相对于传统的媒介拥有更高的效率以及更强的可塑性[19]，所以，网络平台动辄就有成千上万的用户，使每个人的跨越性人格实现了几何级增长的进步。1982年《宪法》第40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针对宪法上的通信权，当前学界对其界定大致可归为两类。一般认为，人权相对于法律规范具有自身的存在空间，宪法中的人权条款的功能在于对未列举基本权利的保护以及对现有基本权利重新解释提供合宪性基础。

[9]胡锦光、韩大元：《中国宪法》（第四版），北京：法律出版社，2018年，第257页。与此同时，公民的参与是网络平台得以正常运转的源头活水，如果网络平台不能够做到有效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以及保障公民通信权的正常行使，那么网络平台就会因为违反诚信原则而丧失用户的信任。

私法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存在缺陷，所以公民通信权需要公法的保障[36]。每个人人格的延伸需要的是以技术为载体的媒介，技术越发达，跨越性人格发展的程度也就越高。

在数字化时代的今天，某些互联网企业之间相互设置壁垒，阻碍了公民通信权的行使。无论通信媒介技术如何变化，通信权拓展公民人格这一根本目的不会变，而确保公民实现人格拓展的质量和水平的关键在于媒介或者说媒介技术。

[42]参见杨东：《论反垄断法的重构：应对数字经济的挑战》，《中国法学》2020年第3期，第206页。因此，我国宪法中国家尊重与保障人权的条款是宪法通信权扩张解释的基础，属于通信权保护法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36]参见吴伟光：《平台组织内网络企业对个人信息保护的信义义务》，《中国法学》2021年第6期，第52-53页。除了语言之外，各种媒介包括数字符号和算法，都是通信的内容，跨越性人格较之语言交往行动理论具有更为广义的内涵。

2021年9月9日，针对一些互联网企业存在的屏蔽网址链接问题，工信部约谈多家互联网企业，要求其在一定期限内在其相关平台中解除屏蔽，否则采取法律措施追究其法律责任。准确地说，我国宪法中关于通信权的规定对应的是第二次工业革命时代。

那么，何为劳作与作品？它与人的关系是什么？同属于新康德主义的文化哲学家卡西尔在其《人论》中给出了明确了解释：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的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26]参见张龑：《论人权与基本权利的关系——以德国法和一般法学理论为背景》，《法学家》2010年第6期，第26-27页。

通信媒介则是通信权的变量，体现为各种特定的通信权利，如邮政通信权、广播电视信息权、网络信息权和数据权等，它决定了立法保护公民通信权的水平与体系。[31]参见周汉华：《探索激励相容的个人数据治理之道——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的立法方向》，《法学研究》2018年第2期，第4-5页。

对于我国来说，数字时代的技术革命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立法和权利形态，对我国的法治体系建设提出重大挑战，亟需构建一个具有历史张力和体系完整的通信立法体系。对于后一种，保障通信权的公法主要是以制裁违法犯罪行为的形式出现，对于侵害公民各种类型的通信权的行为分别在行政法与刑法中规定了相应的行政责任与刑事责任[39]。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通信发展史见证了国家积极承担保障、促进公民通信权的责任。据此，当前我国的通信权法律体系应该以《宪法》中通信权、人权保障等条款为引领，以《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等为基本法律，包括其他公法、私法、社会法等法律部门中关于具体的通信权保障的法律、法规、条文等。

同时，《个人信息保护法》也为监管机关的规范体系与企业的合规体系的建立完善奠定了法律基础，是中国数字治理领域的重要章程。1946年美国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计算机ENIAC，1969年美国创建阿帕网（ARPANET）用于军事，1983年美国将阿帕网分为军用与民用，使得互联网逐渐走向日常生活领域。

因此，跨越性人格理论所支撑的通信权包括但不限于语言表达和论辩的权利，确切地说，通信权是对符号与媒介及其衍生的精神作品乃至物质设备所享有的权利，其目的旨在实现人类的互联互通，促进每个人的跨越性人格的实现。如果说邮政、电报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那么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网络智能正在从根本上取代邮政、电报。

[11]韩大元等：《宪法学专题研究》（第二版），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393页。隐私权所保护的是公民的个体人格，但是个人信息权、数据权保护的是跨人格，因此如何协调个体人格与跨人格之间的张力是现代通信法律体系必须要回答的问题。